作者：沈杏培（南京师范大学文体院造就）

精采东坡，韵传千年。苏东坡在中国全球与文东谈主心中，无疑是一个永恒弥新的文化绚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曾用一连串偏正短语描写其身份：性格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东谈主的谈德家，匹夫匹妇子民子民的好一又友，假谈学的反对派，心肠悯恤的法官，政治上的坚抓己见者，月下的溜达者，等等。不错说，苏东坡是一个多维立体的文化存在，即便时过千载，已经熠熠生辉。现代作者阿来多次在谈吐文字间抒发对苏东坡的趣味，他甚而将唐代杜甫与宋代苏东坡视为最倾心的两位先贤。阿来自称“苏东坡迷”，从其诸多文字与自述中，可明晰窥见撰写《东坡在东谈主间》的动因：二东谈主同属蜀东谈主，地缘亲近，使阿来对这位乡贤素来神往，永恒涵泳其诗文，体悟其心志。2025年，阿来门径赓续，沿苏轼遇赦北归的道路，从儋州一谈寻至常州，历时数月。这场跳跃九百年的精神对谈，最终催生了这部列传。

《东坡在东谈主间》 阿来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书社

该书聚焦苏轼自公元1100年6月离儋州，至1101年7月在常州谢世，这一年的生命经由。书中以大批诗文与古籍文件为据，钩千里其生活史、政治史、往来史与行迹史，并将其置于北宋宏阔的历史经纬中，重构其生命图景。

举座来看，阿来这部《东坡在东谈主间》相较于盛大苏轼列传，特点昭彰，价值相当。其特点之一，在于融汇“考古”与“考现”的学术门径，既对苏轼遇赦北上的史迹进行考古，又以现代视线实地历练，杀青古今叙事的融通。

由于苏轼资格丰富、身份各种，要在一部列传里勾画其全貌，实非易事。阿来烧毁了一般列传常用的大而全的全景式东谈主物记述，转而礼聘断代列传的写稿体例，对传主东谈主生终末一年进行详尽考古。阿来将苏轼北归旅程分为“十程四阶段”，即十段旅程（十个章节），以及离开儋州、曲折两广、度大庾岭、常州终章四个阶段。这种断代考述使得叙事紧凑，本体专精。阿来曾说，林语堂的苏轼列传过于放荡化，突显了传主的轩敞诗意，却护讳了其行为政治家身处期间旋涡的骄傲性与精神天下的复杂性。因此，《东坡在东谈主间》以苏轼的政治家身份偏激政治糊口为轴心，串联起宦海千里浮、文东谈主往来、生活逸闻、北归行迹与精神苦乐。

该书突破了书房式写稿的窠臼，礼聘“在行走中”领会传主的方式，杀青古今对话。在对晚景苏轼邃密无比考掘的同期，阿来通过重走北归旧途，以文化地舆学确现代勘探，体察古东谈主心迹。书中永恒内嵌着叙事者复刻苏轼北归确现代行踪与省想视角。不同于传统列传多凭案头文件推演生平的模式，阿来亲履广州、赣州、杭州、常州等十余处要害地点，安身于苏轼曾涉足的江畔、山寺、古谈与村庄，对照史乘，不雅察江山变迁与商人炊火的络续。他在实地行走中触摸苏轼晚景的四海为家，对照当下状态，收复其北归程中的狼狈、自解与服从，使冰冷的文字史料落地为可感可触的信得过境遇，跳出了传统列传抽象化、想法化的解读局限。这种古今时空的近似与对照，既呈现了苏轼的东谈主生条理与精神风骨，亦使其东谈主格在当天江山间取得现代回响。

《东坡在东谈主间》的另一特点，在于通过对苏轼北归行迹史与心灵史的双重跟踪，建构起传主清正伟岸而又复杂多维的精神天下。阿来以政治家身份与政治千里浮为主脉，辅以远足行吟、东谈主事往来、乡愁归想等理性细节，勾画出一个沧桑、清直、灵敏、轩敞而放荡的苏轼形象。在阿来笔下，身为政治家的苏轼，眷注民瘼，求实施政，敌视苛政。在扬州、杭州任上，他自筹款项营建水利，废止蔡京等东谈主倡办的“万花会”；在个东谈主命途上，历经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与党争冲击，险峻流离，但他却永恒心胸希冀。阿来以“直”“险”“牾”三字切入，直抵苏轼东谈主生与历史处境的本相。“直”，指其风骨合法、抓正直露。面临宋廷冗官积弊，苏轼上奏取消恩科；任杭州通判时，遇歉岁即上书平抑米价、备粮度荒。然则，这些合理建言多遭怠慢，反成为他东谈主谮媚的话柄。其根源在于处境之“险”，即污浊方式下，反对派对其忌恨质问，无所无用其极。这种处境导致了举止上的“牾”：一方面欲秉直守谈、利民安民，另一方面却屡遭诬蔑，终至“乞郡”外放；一方面浓烈反对新法，另一方面行为场地主座又不得不接力实践；一方面难舍儒家济世期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佛谈想想消解苦厄。这两种力量长久拉扯，组成了苏轼东谈主生的尴尬、困厄与倒霉。尤为动东谈主的是，屡遭贬谪的苏轼，在面临政敌章惇、王安石等东谈主遇到不异红运时，并未上树拔梯，反报以哀怜与妥协。阿来考究式样了苏轼临终卧病的光景：尽管与章惇政见冰炭不同器，二东谈主却依旧互赠药石养生之方。这份越过党争的互相宽饶，让两位古代文东谈主的风骨涉笔成趣。这么的苏轼形象，开脱了刻板的圣贤标签，具有温润动东谈主的艺术力量。

尽管《宋史》称苏轼“器识之闳伟，谈论之卓荦，著作之雄隽，政治之把稳”，但其生前死后亦非誉满寰宇，王安石讥其“谈论空疏，难任国是”，清代王夫之以为他“专权扯后腿”。怎样越过偶像滤镜，客不雅厘定其政治得失，成为阿来无法遮掩的课题。难能宝贵的是，阿来并未为尊者讳，而是直面其历史局限：论及王安石变法，他指出苏轼想想守成，对“市易法”等新政衰败包容与远见；述其在野资格，也不护讳其意气用事、不够谦抑之处。这种祛魅式的书写，彰显了阿来行为历史册写者的审慎与求真。

总之，相较于传统苏轼列传的放荡化与全景式书写，该书以考古与考现相接合的相当门径，突破了书房叙事的藩篱。作品甩掉对苏轼形象的神化与想法化，聚焦其生命末年的北归经由，考其形迹，察其心史。这种断代书写的精细视角，紧扣东谈主生千里浮与期间处境，收复了宦途之“直”、境遇之“险”、情绪之“牾”的复杂本相。通过对“东谈主间东坡”的历史勾画，重塑了一位悲旷共生、恩仇释然、兼具济世情感与东谈主性温度的苏轼形象。举座而言，该书杀青了对传统苏轼书写的重构，为古典文东谈主列传确现代写稿提供了新的叙事范式与审好意思旅途。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3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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